伟德国际bv1946官网-作家皮特·恩格伦 全球化曾被战争推动,却面临疫情考验

作家皮特·恩格伦 全球化曾被战争推动,却面临疫情考验

2020-06-20 04:24:37
来源:
作者:张楷欣
责任编辑:张楷欣
2020年06月20日 04:24 来源:新京报

  皮特·恩格伦 全球化曾被战争推动,却面临疫情考验

  疫见世界观

  海外大咖访谈录之六

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,瑞典未像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封锁政策,而是实施保持大部分行业开放的抗疫战略。这项战略由瑞典流行病学专家设计并得到政府支持,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它有效。

  近日,瑞典民主党领袖吉米·阿克森,认为瑞典对疫情的应对是一个“可悲的失败”。阿克森称:“现在是泰格内尔为瑞典的高病发率和高死亡人数承担责任的时候了。”公共卫生局专家安德斯·泰格内尔也首次承认,其策略是错误的,太多人过早死去。而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长期失业者,瑞典的政治外交、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也受到了重创。

  身处其中,瑞典国民如何看待他们的抗疫政策?而这是否如许多人所谈及的,瑞典陷入了“和平创伤”?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?对此,我们采访了曾在巴尔干战争中当过多年战地记者的瑞典作家皮特·恩格伦,他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。

  疫情期间,重读恩格伦著作《美丽与哀愁: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》,在这部特殊的“非虚构”作品中,23个普通人物的命运与声音在其中交错往复,呈现着一战中被历史忽略的普通小事、变成故纸堆中冷漠数字的生命。

  对于瑞典的抗疫策略,“或许我们自己也有些震惊”

  新京报: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和蔓延,瑞典并未像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封锁隔离政策,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抗疫道路。目前瑞典的疫情和人们的状态如何?

  皮特·恩格伦:瑞典的情况有点怪异。根据相关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,我们没有选择完全封锁的策略,只实行了部分封锁,比如大型集会被禁止、大学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等。这一策略主要诉诸人们的常识和责任感——如果生病了要待在家里、勤洗手、咳嗽时掩住口鼻等。与其他国家相比,瑞典似乎“一切照旧”。

  这种处理方式在公众中获得了广泛支持,但要断言这是否正确还为时过早。比起我们的邻国,瑞典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。如果这一政策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,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。

  新京报:这几个月来,瑞典的抗疫策略引发了激烈讨论,有人甚至反复提及一个瑞典词语——“fredsskada”(和平创伤,与“战争创伤”相对,指长期和平带来的判断失误、反应迟钝等问题)。你怎么看待这一质疑?

  皮特·恩格伦:使用“和平创伤”这个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:瑞典的当代史平淡无奇。因为某种侥幸,自从19世纪初以来,瑞典从未遭受过战争侵扰,从未经历过革命或者外国占领。

  这种相当奇怪的经历,或者说对于创伤经历的缺乏,引发了人们的自满。瑞典人或许很难想象极度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但这种自满只能止步于此,尽管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,瑞典的疫情确实已经很严重了。我们没有关闭学校,没有削减公共交通,没有阻止人们见面,这使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邻居感到震惊。或许我们自己也有些震惊。

  在这个国家里,“专家”一词并不是一句粗话。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尽管有些粗鲁,但其实很冷静,人们似乎确实信任他们。瑞典和英国的政策在一开始几乎是一样的,但是,当英国同行们改变策略时,瑞典的流行病学专家们坚持着他们的观点和预测,瑞典的政客们则严格遵守着这些专家的意见。

  提醒人们在危机中保持冷静

  新京报:你曾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,做过多年战地记者,但同时,你也是一个历史学家、一个文学写作者。这些经历和身份对你看待历史和当下的视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皮特·恩格伦:确实,这些经历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。一是你可以了解不同的人如何在危机中做出不同的反应;二是它使你更加了解到,基于错误和扭曲的信息、沾染了恐惧和愤怒的情绪、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的某些决策,当时看来可能是合理的,但事后看来却完全是愚蠢的。这些经历使我时时产生怀疑。依靠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条,领导者们对他们自己的决定无比确信。但是,你永远不应该完全信任自己的观点,你必须经常试着从山的另一侧去审视它们。

  新京报:在描写一战爆发初期的氛围时,你写道,没有人相信真的会开战,即便战争真的来到,人们也仍然怀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,难以体悟到事情的真相。疫情与战争来临前夕的氛围很相似,人们在其间所经历的心情起伏也颇为相像。书中引述了作家罗伯特·穆齐尔一句相似的话:“战争像疾病一样朝我袭来,比发烧还厉害……”你是如何看待战争和瘟疫之间的关系的?

  皮特·恩格伦:两者存在根本性差异,但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人们的感觉,大家像是落入了一片不可知的迷雾中,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,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,不知道它会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。总体而言,尤其是从长远来看,战争和瘟疫都会使人们变得压抑、疲惫不堪。

  新京报:无论是战争还是瘟疫中,似乎都会有一股巨大的情绪获得释放,所有人都不由自主、无意识地随着那股情绪前进。在这种情绪中,人们很容易简化思考方式,甚至正常化某些暴力行为。

  皮特·恩格伦:这是需要正视和应对的事实。极端情况会简化和激化情绪,这往往会影响决策,使我们所希望或信任的决策不够理性,而这些非理性行为只有到后来才变得愈来愈明显。我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,是警告并提防这一点,提醒每个人都有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责任。

  压力之下,世界的形象会变得模式化

  新京报: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你搜集了大量参战者日记。之所以选择日记,是因为你不相信公报和媒体报道的真实性,也不相信士兵从前线寄到家里的书信,因为这些书信都要经过严格审查,通过后才有可能寄出。但个人日记中也会存在真实与虚构、主观选择和不经意的偏信,如何看待日记的真实?

  皮特·恩格伦:日记或者信件之类的个人文档始终是主观的,并且总是容易夸大和遗漏一些事实。在这种类型的文档中,纯虚构(亦即纯谎言)其实很少见,但人们也永远不会说出完整的、全部的事实。那是写小说和描述事实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。在小说中,你可以完全掌控一切,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——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编织想象的能力。而在书写事实时,你必须严格遵循实际发生的事情——限制本质上来自于原始材料。

  新京报:书中的23个人物有着不同的族裔和身份,在战争等特殊情境下,族裔问题常常引发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,会揭开和激化平时所掩盖的许多偏见与误解。在这次疫情中,也能看到一些类似问题。

  皮特·恩格伦:我觉得这是人们普遍且原始的反应。在压力之下,世界的形象会变得简单化、模式化,变得扭曲变形。在这种充满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,人们会倾向于站队,去倚靠一个有归属感和共同目标的群体,试图在其中寻找安全感和确定感。

  新京报:《美丽与哀愁》里有一个重要人物——美国军医、当代神经学家哈维·库欣,他在一战和“大流感”中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,约翰·M·巴里在《大流感:最致命瘟疫的史诗》那本书里也提到了他。一战时,库欣在美国军队卫生部服役,期间感染了严重的流感,终生未能恢复过来,他称当时所有流感的受害者为“双重死亡”。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书写这个人物?

  皮特·恩格伦:就像我为我的书选择的许多人物一样,我想寻找那些有很好的原始资料保留下来、并且有相当广泛的生活经验的人物,如果他们没有用理性的分析反映自己的经历,至少能够以一种智慧或者充满情感的有趣方式谈论自己。库欣确实非常符合这一标准,虽然当时我对他了解并不多。在大流感中,他几乎死去,书中有几个人物也因为流感而病倒。由此可见,大流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。

  外部世界的瘟疫和内心世界的瘟疫

  新京报:书的最后并不是令人充满希望的结束,而是希特勒的自传,像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。这使我们意识到,战争像瘟疫一样潜伏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,随时可能再次暴发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《鼠疫》中塔鲁告诉里厄的话: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,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受鼠疫侵袭。你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瘟疫和内心世界的瘟疫?

  皮特·恩格伦:灾难之所以成为灾难,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到它们,更糟糕的是,人们趋向于远离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,甚至试图压制它们。但两者存在根本差别,比如世界大战和瘟疫。战争和革命完全是人为制造的,尽管它是如此庞大且难以控制,以至于因为不可预测,它常常就像一场自然灾害,但其发起和结束都是由人来完成。而瘟疫是真正的自然灾害,一旦放任不管,即便是由于人类的愚蠢而部分放任,你都无法与它所造成的后果讲道理或者谈判,你必须适应、忍受。

  加缪在二战期间写出了《鼠疫》。我读加缪时,关注的是其中战争、革命和压迫之所以存在的原因,它们可以在这两种事实中找到——世界如何作为一种外部的、历史的、有时限的事实组合在一起;以及人类如何运作,如何通过他的思想、恐惧和弱点恒久保持着他的本性与存在。

  新京报:战争和瘟疫永久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。因为这次疫情,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你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?

  皮特·恩格伦:我认为这次疫情和过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,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将全球各国联系在了一起,虽然有时很是勉强,但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事实,我们就无法设想全球化的实现。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与此截然相反:全球化将会倒退。但究竟倒退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。

  这次全球疫情表明,国界并没有变得无关紧要,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,几乎可以立刻就关闭。我们能否再次相信全球经济能为我们提供各国的重要商品和资源?每个国家会被迫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吗?这取决于疫情未来的走向。我们或许会在这一年之内知道得更多。

  名片

  皮特·恩格伦

  1957年生于瑞典布登。作家、历史学家、乌普萨拉大学教授,作品被译成15种语言传播在世界各地。2002年,入选瑞典学院院士。曾长期在巴尔干地区、阿富汗、伊朗从事战地记者工作,善于以个体的感受、情绪体现战争的复杂性,被称为“当代讲述战术、杀戮、战争心理至为杰出的一位作家”“高超的说书人”。

  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,是提醒每个人都有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责任。

  在充满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,人们会倾向于站队,去倚靠一个有归属感和共同目标的群体,试图在其中寻找安全感和确定感。

  灾难之所以成为灾难,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到它们,更糟糕的是,人们趋向于远离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,甚至试图压制它们。

  □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

【编辑:张楷欣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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